爭臣論

朝代:唐代

作者:韓愈

古文觀止議論批判寫人

原文

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,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?學廣而聞多,不求聞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晉之鄙。晉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。大臣聞而薦之,天子以為諫議大夫。人皆以為華,陽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視其德,如在野,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?

愈應之曰:是《易》所謂恒其德貞,而夫子兇者也。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蠱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則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蠱》之“上九”,居無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節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則冒進之患生,曠官之刺興。志不可則,而尤不終無也。今陽子在位,不為不久矣;聞天下之得失,不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為不加矣。而未嘗一言及于政。視政之得失,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問其官,則曰諫議也;問其祿,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問其政,則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聞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職則去;有言責者,不得其言則去。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與不得其言而不去,無一可者也。陽子將為祿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為貧,而有時乎為貧。”謂祿仕者也。宜乎辭尊而居卑,辭富而居貧,若抱關擊柝者可也。蓋孔子嘗為委吏矣,嘗為乘田矣,亦不敢曠其職,必曰“會計當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陽子之秩祿,不為卑且貧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陽子惡訕上者,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。故雖諫且議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書》曰:“爾有嘉謨嘉猷,則人告爾后于內,爾乃順之于外,曰:斯謨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陽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應之曰:若陽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謂惑者矣。入則諫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陽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陽子,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誼,擢在此位,官以諫為名,誠宜有以奉其職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,天子有不僭賞、從諫如流之美。庶巖穴之士,聞而慕之,束帶結發,愿進于闕下,而伸其辭說,致吾君于堯舜,熙鴻號于無窮也。若《書》所謂,則大臣宰相之事,非陽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陽子之心,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?是啟之也。

或曰: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變,何子過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賢士,皆非有求于聞用也。閔其時之不平,人之不義,得其道。不敢獨善其身,而必以兼濟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過家門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賢者,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。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,豈使自有余而已,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聞而目司見,聽其是非,視其險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賢者,時人之耳目也;時人者,圣賢之身也。且陽子之不賢,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;若果賢,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。惡得以自暇逸乎哉?

或曰: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,而惡訐以為直者。若吾子之論,直則直矣,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?好盡言以招人過,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,吾子其亦聞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則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。我將以明道也,非以為直而加入也。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盡言于亂國,是以見殺。《傳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盡言。”謂其聞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。”今雖不能及已,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?

譯文

譯文一
  有人在我這里問諫議大夫陽城:“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嗎?他學問淵博見識廣博,不用求教于人。按古人的道理行事,居住在晉地的偏遠之處。晉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幾千人善良。有大臣聽說了便舉薦他,天子任命他為諫議大夫。人們都認為很光彩,陽子并沒有喜色。待在這個位置上五年了,看他的德行如同還是在野一樣。他豈是因富貴而偏移心志的人啊!”
  韓愈我回答他道:“這就是《易經》的柔順的恒卦所說的長久不變它的德操對男人是壞事啊。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?在《易經·蠱》的上九卦中說:‘不侍奉王侯,使自己的情操高尚’。《蹇》的六二卦就說:‘國家的臣子處境艱險,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,是為了國家和君主啊。’這也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段境況,而所遵循的道德標準不同。象《蠱》的上九卦,處在無所作為的境地,卻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業;象《蹇》的六二卦,處在國家臣子的位子,卻將不理國事作為高尚的心志,那么冒進的禍患就會產生,對為官不作為的現象的諷刺就會很多。這樣的樣板可不能作為標準,而且其過錯的遺害終久難以消除的。如今陽先生在職不算不久了,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,天子待他不可謂不是厚愛有加了,而他卻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話,看待朝政的得失,就好像越國的人看待秦國人的胖瘦,輕飄飄在他的心里沒有一點喜憂的感受。問他的官職,就說是諫議大夫;問他的俸祿,就說:‘下大夫級別的薪俸’;問他的職責,就說:‘我不知道啊’。有道之士,原本是這樣的嗎?而且我還聽說:有官職的人,不稱其職就離開;有進言責任的人,進言而無作用就離開。今天的陽先生認為他自己進言了嗎?該進言而不言語,與不用他的進言而不離開,沒有一樣是值得肯定的。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出仕吧?古人有話說:‘為官不是因為貧窮,而有的時候又是因為貧窮’,說的就是為了俸祿的官員。這種官員應當辭去尊貴的官職而呆在卑下的地位,離開富有處身貧窮,象那些守關打更的人一樣就行了。孔子曾經做糧倉主管,曾經做六畜主管,都不敢耽誤他的職守,必定說:‘統計停當了才算完啊’,必定說:‘牛羊生長好了才行啊’。象陽先生的俸祿,不是卑下和貧窮,這是非常明顯的,卻如此作為,他這樣可以嗎?”
  有的人說:“不,不是這樣的。陽先生不諷諫皇帝的原因,是作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過錯來得到名望的行為,所以雖然有諫有議論,讓人不得而知啊。《書經》說:‘你有好謀劃好的策略,就進到里面告訴你的君主,你在外面夸獎君主,說:‘這么好的謀劃這么好的策略,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來。’陽先生的用心,也和這是一樣的。”
  韓愈我回應道:“如果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,更讓我迷惑的了。進去諷諫君主,出來不讓人知道的臣子,是大臣宰相的事情,不是陽先生適合做的事。陽先生本來以百姓的身份隱居在蒿草棚之下,皇上獎賞他的行為適宜,提拔他到這個職位。官職以諫作為名稱,完全應該有行動來盡他的職守,讓全國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,天子有不誤賞、順遂地聽從諷諫的美德。那些山林隱居的人士,聽了便羨慕他,綁好衣帶扎起頭發打扮整齊,愿意來到朝廷申述他們的見解,致使我們的皇帝成為堯舜一樣的賢帝,英明名聲流芳萬古。如同《書經》所說的,那么大臣宰相的事,不是陽先生所適合去做的。而陽先生的用心是要讓君主討厭聽到自己的過錯吧?是促使這種現象的發生啊。”
  有的人說:“陽先生的不求聞名而人們宣揚他,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,是不得已而起來的。他堅守他的原則不變,為什么您責備他這么嚴厲呢?”
  韓愈我說:“自古圣人賢士都沒有有求于聞名、被任用。為當時的不平而憂患、為民眾不得治理而憂患,按照他們的原則,是不敢獨善其身,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;勤勞不懈,到死才算結束。所以禹過家門不入,孔子來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繼續趕路游說列國,而墨子家煙囪都熏不黑長年累月奔波在外。這兩為圣人一位賢士,豈會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樂嗎?實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責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。上天授予某人賢能的才能,難道是使他自己優于旁人就完了嗎?其實是要用他們補救這個世上的不足之處啊。耳目在身上的作用,耳朵是用來聽而眼睛是用來看,聽清楚那些是非,看清楚那些險和易,然后身體才得安寧啊。圣賢的人,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耳目啊;那個時代的人們,就是圣賢的身體啊。而陽先生如果不賢能,就要受賢能的人役使來效力他的上級啊。如果他真的賢能,就本該敬畏天命而為人們的困苦憂愁,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?”
  有的人說:“我聽說君子不喜歡強加于人,而且不揭發別人的陰私指責別人的過失來表現自己的直率。象先生這樣的言論,直率是夠直率的,不是損傷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費唇舌嗎?喜歡和盤托出揭示別人的過錯,國武子之所以在齊國被殺,先生也聽說了吧?”
  韓愈我說:“君子處在他的職位上,就想的是為他的職責而死;沒有得到職位,就要想著說好他的言論來闡明他的道理。我是要闡明道理,不是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而強加于人。而且國武子不能親近獲得善人的理解,只是喜歡在內亂的國家說出所有的言論,所以被殺。古書上說:‘只有善良的人能夠接受所有的言論。’是說他們聽了能夠改正缺點。您告訴我說:‘陽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。’現在雖然不能達到自己所認為的高度,陽先生難道不是一個善人嗎?”

譯文二
  有人問我:諫議大夫陽城,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嗎?他學識淵博,廣見多聞,又不希望人們知道他的名聲。他履行古人的道德準則,住在晉地的邊境。晉地邊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幾千人之眾。大臣聽說后就推薦他,皇帝任用他為諫議大夫。人們都認為這是很榮耀的,而陽先生卻沒有欣喜的表情。他擔任這個職務已經五年了,看他的品德好像與隱居在野時一樣,他哪里會因富貴而改變自己的心志呢?
  我回答說:這就是《易經》里所說的,長期保持著一種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,這對士大夫來說是有危害的。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?《易經·蠱卦》的“上九”中說:“不愿侍奉王侯,只求自己的節操高尚。”《易經·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辭中又這么說:“做臣子的不避艱難去直言進諫盡忠于君主,是由于他不顧自身的緣故。”那不就是因為所處的時間場合不一樣,所實踐的準則也不同嗎?就像《蠱卦》的“上九”爻說的那樣,處于沒被任用的地位,卻去表示奮不顧身的節操;再如《蹇卦》的“六二”爻說的,處在君王之臣的職位,卻把不侍奉王侯的節操當作高尚,那么冒求仕進的禍患便會產生,玩忽職守的指責也會興起。此種志向不當效法,而且最后將不可避免地獲得罪過啊。現在陽先生擔任職位的時間,不能算是不長久了;了解國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確與失誤,不能算是不熟悉了;皇帝對待他,不能說不重視。然而他未曾說過一句關系到國家政治的話。看待朝政的得失,就好像越國人看秦國人的胖瘦一樣毫不在意,他心中沒有喜悅和憂愁的波動。問他擔任什么官職,就說是諫議大夫啊;問他有多少俸祿,就說是下大夫的品級啊;問他朝政情況,就回答說我不知道。有道德的人,原來是這樣的嗎?況且我聽說:有官位職守的人,不能稱職就該離去;有進言任務的人,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見就辭去。現在陽先生認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批評沒有呢?能夠提出批評而不提,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議批評而不離去,這兩種態度沒有一種是對的啊。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做官的嗎?古人說過:“做官不是因為家貧,但有時是因為貧困的。”指的是那些為俸祿而做官的人。應該辭去高位而擔任低下的職務,放棄富貴而安于貧賤生活,當個守門、巡夜之類的差使就可以了。孔子曾經做過管理糧倉的小吏,又曾做過管理畜牧的賤職,也不敢曠廢他的職守,總是說“一定做到會計準確無誤才算完成任務”,總是說“牛羊順利成長才行”。像陽先生的品級俸祿,不算低下和微薄,那是明明白白的了,可是他的行事卻是這個樣子,難道可以嗎?
  有人說:不,不是這樣的。陽先生是憎惡誹謗皇上的人,厭惡那些作為臣下卻通過公開揭發他的君主的過失而出名的人。所以,他雖然向皇帝提了意見和建議,卻不讓別人知道。《尚書》中說:“你有好的計策和謀略,就去告訴你的君主,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說:這個計策智謀是我們君主出的。”陽先生的用意也是像這樣的。韓愈回答說:假如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的,那他可謂更糊涂了。進去為君主獻策,出來又不使別人知道,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,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啊。那陽先生,本來以平民身份,隱居在草野之間,皇上賞識他的品行道義,提拔他擔任這個職位,官為諫議大夫,他實在應該做出成績來,奉行自己的職守,使全國各地和子孫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諱、剛正不屈的臣子,君主有不濫賞和從諫如流的美名。這就可能使山野間的隱士聽到了而對此產生羨慕之心,束好腰帶,挽起發髻,愿意進身到宮門之下陳述他們的言論,使我們的君主成為堯舜那樣的圣君,使他們偉大的名聲流傳千古。像《尚書》所說的,那是大臣宰相的事,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啊。況且陽先生的想法,將會使君主厭惡聽到自己的過失吧?這就是在這方面啟發君主啊。
  有人說:陽先生不求出名而別人都知道他,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。他不得已才出來做官,保持著一貫的操行準則而不改變,為什么您對他責備得如此苛刻呢?韓愈說:自古以來的圣人賢士,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,他們憐憫自己所處的時代動蕩,民生不安定,有了道德和學問之后,不敢獨善其身,一定要經世致用,普濟天下。勤懇努力,終身不懈,到死才罷休。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過程中,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也不進去看一下,孔子周游列國時,連坐席也來不及坐暖就又出門了,而墨翟從不安居一地,所住之處灶上煙囪不及熏黑,就離家了。那兩位圣人和一位賢人,難道不懂得自己過安逸生活的快樂嗎?實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,而且憐憫人民的窮困啊。上天將圣賢的德才和能力授予這些人,哪里只是讓他們自己有余就算了,實在是想通過他們來補充別人的不足。耳目對人來說,耳管聽,眼管看,聽清是非,看明安危,然后身體才能安全。圣人賢人,是世人的耳目;世人,是圣賢的身體。再說陽先生要不是賢人,那就應該被賢人所遣使來侍奉他的君主;如果確實是賢人,本當敬畏上天的意旨,而憐憫百姓的窮困。怎么能夠只顧自己的閑適安逸呢?
  有人說:我聽說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,并且憎惡那種把攻擊別人當做正直的人。像您的議論,直率是夠直率的了,未免有點損害道德并且浪費口舌了吧?喜歡直言不諱地揭發別人的過失,這就是國武子在齊國被殺害的原因啊,您大概也聽說過吧?韓愈說:君子有官位,就應有以身殉職的思想準備。未得到官位,就考慮修飾文辭來闡明他掌握的道理。我是要闡明道理,并不是自以為正直而強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東西。況且國武子是因為未遇到善良的人,又喜歡在亂國直言不諱,所以被殺。《國語》上說:“只有善人才能夠無保留地接受批評。”這就是說他聽到別人規勸后能改正自己的過失。您告訴我說:“陽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。”陽先生雖然現在未能達到,難道他將來也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嗎?

注釋
①諫議大夫:官名,執掌議論政事,對皇帝進行規勸。陽城(736—805):原隱居中條山(今山西南部),788年(貞元四年),唐德宗召為諫議大夫。《舊唐書·陽城傳》載,陽城就任諫議大夫之后,其他諫官紛紛論事,細碎的問題都上達到皇帝那里。陽城則與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飲,人們猜不著他的意圖。及貞元十一年。德宗聽信讒言,要處分賢相陸贄,任命奸佞裴賢齡為相,陽城拼死極諫,使事態有所改變,他則受到貶謫。
②晉:周時古國名,轄境在今山西大部,河北西南部,河南北部及陜西一角。鄙:邊境。
③熏:熏陶,影響。
④大臣:指李泌。《順宗實錄》載,德宗貞元三年六月,李泌為相,次年舉陽城為諫議大夫。
⑤陽子:即陽城。
⑥本句引文見《易》的《恒》卦:“恒其德貞。婦人吉,夫子兇。”意思是說,永遠保持一種行為的準則,對婦人來說是好事,對男子來說并不是好事。據封建禮義,婦人應該從一夫而終身,而男子應該因事制宜,有應變能力,不可一味順從。
⑦上九:《周易》每卦有六條爻辭,“上九”和下文的“六二”都是爻的名稱。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是《蠱卦》的上九爻辭,即隱居不仕之意。
⑧王臣蹇蹇(jiǎn),匪躬之故:做臣子的不避艱難,輔助國君,是由于他能不顧自身的緣故。蹇蹇,盡忠的樣子。匪,通“非”。躬:自身。
⑨蹈:踐,此處為履行、實行之意。曠:空缺。越、秦:周時兩個諸侯國,相隔很遠,越在東方,今浙江一帶。秦在西北,今陜西一帶。下大夫:周時的職級名,列國的國卿。唐制,諫議大夫稱為正五品,年俸二百石,秩品相當于古代的下大夫。“有官守者”四句:出自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。祿仕:為了俸祿而出仕。“仕不為貧”二句:見《孟子·萬章下》。意為仕宦的本來目的不是為了救貧,但有時為了解脫貧困而去仕宦,也是允許的。“宜乎辭”二句:古人認為為了解決生活而出仕,即以官為業,不應居高位,取厚祿。抱關:守關門。擊柝(tuò):打更。委吏:古代掌管糧食的小官。乘田:古官名。春秋時魯國主管畜牧的小官。會計:管理財、物及出納事。章章:顯明的樣子。

賞析

《爭臣論》針對德宗時諫議大夫陽城,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,身為諫官卻不問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現,用問答的形式,對陽城的為人和行事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,指出為官者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官職,忠于職守,不能敷衍塞責,得過且過。由于文章有的放矢,確實也使陽城改變了自己的作風,此乃后話。《爭臣論》又作《諍臣論》。

《爭臣論》在寫法上采取問答的形式。首先由對方發問,提出陽城是“有道之士”的看法,并且闡述其理由。盡管是發問,實際上是希望得到韓愈的認可。這就迫使韓愈不能不就什么是“有道之士”,什么是“爭臣”作一番論證。這第一輪辯論之后,對方其實已經勢屈。勢屈而不服,只有用狡辯的方式來應戰了。認為陽城不是不諫議,而是不愿讓君主負惡名,所以他雖有諫諍而外人不知。這個狡辯應該說是很難反駁的,因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,臣子確有不愿讓君擔惡名而匿其諫諍之跡,所謂朝回焚諫草,是為世俗傳為美談。論者企圖以此而使韓愈語塞。但韓愈稟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則,并不像一般人那樣,把君主看得那樣神圣。諫官之設,其前提就是君主會犯錯誤,所以作為諫官而隱瞞君主犯錯誤的事實,久而久之,就會使君主真以為自己是永遠英明正確的。這種行為,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。陽城如果真像論者所說的那樣,難道他是為了有意地讓君主養成“惡聞其過”的危險習慣嗎?第二輪辯論后,勝負已成定局。但對方仍然可笑地負隅頑抗,甚至到最后提出了與開始的觀點完全相矛盾的理由,企圖讓韓愈最后收回對陽城的批評,但這只能使自己越來越失去道義的立場。全文的整個論辯設計,確實頗為精彩。

歷史的事實是,陽城在后來陸贄遭貶官時曾經力諫,這說明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諫官。但他一開始任諫官五年不言事,確是不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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